[美式咖啡]打著新聞自由之名的市場自由
自今年八月以來，台灣再度上演了一場國家管制與新聞自由之間的大戰，並於日前發展到最高峰。新聞局長姚文智揚言制裁，甚至關閉背後可能有中資介入的TVBS，藍綠陣營立委強力動員對抗，而陳水扁總統又隨後宣稱不會在任期內關閉任何一家媒體。一陣煙硝迷漫之後，我們除了幾乎可以預測此事件不太會再有突破性的變化之外，我們還看到了什麼？
首先，很遺憾地，這次事件再度上演藍綠對決的傳統戲碼，而忽略回歸法制處理，以及同樣沒有反省傳播政策與法規的缺失之處。一方高舉反抗中資介入的大旗，但隱而不處理現行傳播法規漏洞的問題。另一方誓言對抗政治打壓，卻以《衛星廣播電視法》中對於間接持有的漏洞，而逃避外資介入的問題。事實上，是否有中資介入重要嗎？不管美資、日資、中資或港資，不是本地資本的都是外資，並且都能透過間接投資而對台灣本地媒體進行控制。這是當初傳播法規修改時，一味放寬與解禁造成的結果，如果不能回歸法律層面的討論與修改，下一次的烽煙再起只是時間問題。
其次，執政當局對於媒體與該事件的處理做了不好的示範。有線電視或衛星電視的媒體資本結構問題，於執照審議之時就應提出，而不宜於審議過後再表示TVBS於法不合，即使解釋成事後發現證據也應依循法律處理。而陳水扁總統也不應口頭表示不會於任期內關閉媒體，反而有干預法律處理之嫌。最好的處理方式，應為公佈所有電視頻道的資本結構，評估是否合法，並檢討現行傳播法規是否得宜，或進行修改。
再其次，藍綠陣營立委亦再生產了台灣政治文化中的嗆聲文化，互相叫陣。事件中且發生了民進黨籍立委話講太滿，而得自行改姓的插曲，雖然此插曲被以無厘頭的方式帶過，但也突顯理性對話的缺乏。因為，根本還沒經過法律的處理與討論，怎麼就認為在總統發言過後，TVBS就一定不會關了呢？若法規條文已經寫好放在那邊，引用即可，何必放話？而藍綠雙方，包括TVBS本身，訴諸動員群眾的實力展示，將政策法規問題上綱為道德聖戰。在聚眾叫囂的效果之外，並不能對現有媒體環境或政媒關係作更深刻的反省與討論，並顯示出兩造無心於公共事務的對話。
最後，於媒體經營者而言，此次事件看似在正當性上面佔了上風。將資本結構問題轉化為新聞自由與烈士情操問題，並以此論述方式動員群眾，塑造執當局政刻意打壓媒體，人民起而捍衛言論自由的氛圍。事實上，此種看似具備正當性的論述，符合了西方報業發展史中，將言論自由等同於市場自由的思考邏輯。所以，不管媒體資本結構如何，能自由經營媒體就代表新聞自由，國家對市場或媒體產權所做的任何規範即為干預新聞自由。不過，保障了媒體經營者的市場自由就代表保障新聞自由嗎？又等同於保障記者的編採自由嗎？那麼，無法擁有媒體資源的一般民眾的表意自由呢？這三者中間似乎有著很大的距離與空白存在，不過，事件主角們好像都不太討論這個議題。
我們發現，此次事件的本質原是台灣傳播法規對於媒體資本結構的規範出現了漏洞，最後卻由法律本身的討論失焦了，再度演變為藍綠對決。而無法理性看待事件發展，錯失改革良機。繼換照風波後，再次出現媒體打著新聞自由之名，保護自身市場權利的情形。被抹上政治色彩後，事件焦點被模糊處理，再加上理性討論的缺乏。既不能反省媒體內容產製過程，也不能改善媒體體質；媒體繼續標榜新聞自由並大賺其錢，日後的媒體改造之路恐怕會更加顛簸。
話說回來，那可供我們理性討論公共事務的公共空間在哪裡呢？
首先，很遺憾地，這次事件再度上演藍綠對決的傳統戲碼，而忽略回歸法制處理，以及同樣沒有反省傳播政策與法規的缺失之處。一方高舉反抗中資介入的大旗，但隱而不處理現行傳播法規漏洞的問題。另一方誓言對抗政治打壓，卻以《衛星廣播電視法》中對於間接持有的漏洞，而逃避外資介入的問題。事實上，是否有中資介入重要嗎？不管美資、日資、中資或港資，不是本地資本的都是外資，並且都能透過間接投資而對台灣本地媒體進行控制。這是當初傳播法規修改時，一味放寬與解禁造成的結果，如果不能回歸法律層面的討論與修改，下一次的烽煙再起只是時間問題。
其次，執政當局對於媒體與該事件的處理做了不好的示範。有線電視或衛星電視的媒體資本結構問題，於執照審議之時就應提出，而不宜於審議過後再表示TVBS於法不合，即使解釋成事後發現證據也應依循法律處理。而陳水扁總統也不應口頭表示不會於任期內關閉媒體，反而有干預法律處理之嫌。最好的處理方式，應為公佈所有電視頻道的資本結構，評估是否合法，並檢討現行傳播法規是否得宜，或進行修改。
再其次，藍綠陣營立委亦再生產了台灣政治文化中的嗆聲文化，互相叫陣。事件中且發生了民進黨籍立委話講太滿，而得自行改姓的插曲，雖然此插曲被以無厘頭的方式帶過，但也突顯理性對話的缺乏。因為，根本還沒經過法律的處理與討論，怎麼就認為在總統發言過後，TVBS就一定不會關了呢？若法規條文已經寫好放在那邊，引用即可，何必放話？而藍綠雙方，包括TVBS本身，訴諸動員群眾的實力展示，將政策法規問題上綱為道德聖戰。在聚眾叫囂的效果之外，並不能對現有媒體環境或政媒關係作更深刻的反省與討論，並顯示出兩造無心於公共事務的對話。
最後，於媒體經營者而言，此次事件看似在正當性上面佔了上風。將資本結構問題轉化為新聞自由與烈士情操問題，並以此論述方式動員群眾，塑造執當局政刻意打壓媒體，人民起而捍衛言論自由的氛圍。事實上，此種看似具備正當性的論述，符合了西方報業發展史中，將言論自由等同於市場自由的思考邏輯。所以，不管媒體資本結構如何，能自由經營媒體就代表新聞自由，國家對市場或媒體產權所做的任何規範即為干預新聞自由。不過，保障了媒體經營者的市場自由就代表保障新聞自由嗎？又等同於保障記者的編採自由嗎？那麼，無法擁有媒體資源的一般民眾的表意自由呢？這三者中間似乎有著很大的距離與空白存在，不過，事件主角們好像都不太討論這個議題。
我們發現，此次事件的本質原是台灣傳播法規對於媒體資本結構的規範出現了漏洞，最後卻由法律本身的討論失焦了，再度演變為藍綠對決。而無法理性看待事件發展，錯失改革良機。繼換照風波後，再次出現媒體打著新聞自由之名，保護自身市場權利的情形。被抹上政治色彩後，事件焦點被模糊處理，再加上理性討論的缺乏。既不能反省媒體內容產製過程，也不能改善媒體體質；媒體繼續標榜新聞自由並大賺其錢，日後的媒體改造之路恐怕會更加顛簸。
話說回來，那可供我們理性討論公共事務的公共空間在哪裡呢？
posted by Louis at
1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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